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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檢察職能強化知識產權刑事司法保護

          推進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是維護公平競爭、誠信守法、創新發展的營商環境的基本保障。強化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是檢察機關服務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應有之義。在此,通過分析上海市檢察院發布的知識產權檢察白皮書(2017),系統梳理侵害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的特點、發展趨勢及犯罪成因,并針對當前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以期進一步發揮檢察機關在促進企業經營發展中的作用,為科技創新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知識產權犯罪案件基本情況

          上海檢察機關2017年受理侵犯知識產權審查逮捕案件總計146件241人,案件數及人數同比2016年略增加,分別上升9.7%、4.33%;受理侵犯知識產權審查起訴案件總計210件388人,案件數及人數同比2016年略減少,分別下降2.33%、5.83%。

          侵犯商標權類案件量占據首位。侵犯知識產權案件的罪名較為集中,數量最多的是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在2017年上海市檢察機關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案件中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占比分別為67.12%、67.62%。位居第二的是假冒注冊商標罪,占比分別為15.75%、20.48%。侵犯商業秘密罪、假冒專利罪沒有案件發生。侵犯商標權案件數量遠高于侵犯其他類知識產權案件的原因之一在于,商標犯罪的成本相對較低,通過簡單復制標識即可大量生產假冒商品。

          共同犯罪較多,緩刑適用率高。2017年受理的知識產權刑事案件中屬于共同犯罪的案件有46件98人,占比為38.33%,緩刑適用率達到42.5%。

          罰金刑判處率高,金額比例不均衡。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罰金判處率高達70%,但罰金數額與犯罪金額的比例不均衡。

          知識產權犯罪活動區域變化較大。2016年上海市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發案量前五位的區域是閔行、虹口、長寧、普陀、奉賢,2017年則以閔行、長寧、楊浦、浦東、虹口的發案量居前。近兩年各區的知識產權犯罪發案數在不斷變化,案件數量的變化,除了與該區域知識產權打擊力度有關外,也與所在區域科技創新、技術競爭環境有關。

          權利人獲得賠償占比不高。檢察機關積極推動落實知識產權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通過促使被告人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取得被害人諒解、退贓退賠,盡量彌補被害人損失。2017年,上海市知識產權認罪認罰案件共21件32人,占審結案件的17.5%,雖占比不高但已有較大發展。

          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特點

          通過對上海檢察機關2017年辦理的知識產權犯罪案件調查發現,此類案件有如下特點:

          在銷假類案件中,線上、線下銷售模式并行,網絡刷單等黑灰產業日益猖獗。線上銷售模式主要包括通過國內大型電商平臺對外銷售,或者借助社交工具如微信、微博等進行售賣,一般涉及奢侈品。線上銷假案件存在為提升店鋪銷量、信譽而大量訴諸于刷單等黑灰產業的情況。而線下銷售模式既包括搭建售假窩點集中經營,也有零售店鋪、地攤等分散型售假。

          被假冒的注冊商標普遍具有較高的知名度。被假冒的注冊商標涉及多種商品類別,但并不局限于高檔消費品,一些知名飲食、護膚品、電腦品牌也成為知識產權犯罪的目標。

          由共同犯罪形成的產業鏈化趨勢明顯。相當數量的知識產權犯罪案件中,有多名被告人在整個犯罪活動中分別負責運輸、批發、零售等不同環節,長期共謀實施犯罪,有固定的聯系方式,形成了一條明確的犯罪產業鏈。這些犯罪分子主觀上互相抱團,形式上刻意隔離,以逃避懲罰,追訴司法成本較高。

          經銷商成為知識產權犯罪高發人群。一般經銷商在獲得知識產權權利人授權的范圍內可合法銷售權利人的產品。但實踐中仍有一些經銷商打著合法授權的幌子,實施侵犯知識產權的犯罪活動,甚至在其喪失經銷商資格后,還假借授權之名實施違法行為。

          濫用互聯網技術已成為侵犯著作權犯罪的主要方式。在2017年上海發生的侵犯著作權案件中均涉及濫用互聯網技術問題,如利用手機應用商店App侵犯他人的圖書作品,或者私自架設知名游戲服務器,供玩家使用并從中獲取收益的情形。顯然,濫用互聯網技術已成為這類案件犯罪的主要方式之一。

          部分知識產權犯罪案件危及食品安全。實踐中部分知識產權案件還會涉及酒、飲用水、保健品等與民生相關的商品,這不僅侵犯知識產權權益,還危及人民群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應對之策

          為把辦案工作融入知識產權發展大局,上海市檢察機關針對上述情況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措施:

          始終保持嚴厲打擊知識產權犯罪高壓態勢。上海市檢察機關每年以“3·15”消費者權益保護日和“4· 26”保護知識產權宣傳周為契機,開展多次集中公訴,辦理了一批涉案金額高、專業性強、社會影響大的案件,受到了社會肯定。2017年,上海市檢察院被全球反假冒機構(GACG)授予“全球反假冒國家公共機構最高貢獻獎”。

          強化行刑協作,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兩法銜接平臺作用。在已有兩法銜接平臺的基礎上,上海市檢察機關推動建立專門的知識產權保護平臺。市檢三分院與市版權局、市文化執法總隊共同搭建版權領域“兩法”銜接平臺。浦東新區檢察院與區知識產權局簽訂合作協議,設立知識產權案件檢察官辦公室。

          創建上?苿摍z察平臺,服務科技創新最前沿。上?苿摍z察統一平臺線上線下同步推進,打造線上科創檢察平臺。同時,在上?苿撝匾休d區設立檢察官辦公室,將司法保護延伸至科創最前沿。浦東新區檢察院、徐匯區檢察院已在科創重要承載區設立檢察官辦公室,楊浦區檢察院在創新創業園區建立司法服務基地。

          繼續優化權利人訴訟權益保障,凸顯刑事司法保護效應。上海檢察機關在一審公訴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的審查起訴節點啟用《知識產權刑事案件被害人(單位)訴訟權利義務告知書(審查起訴階段)》(中英文版本)。同時,檢察機關強化與權利人組織及相關行業協會、企業構建檢企對接機制,加強司法保護效果。

          刑事司法保護面臨的問題

          從司法實踐來看,當前知識產權刑事司法保護還存在一些問題:

          對知識產權犯罪的刑罰威懾仍有待提高。實踐中,知識產權犯罪成本較低,尤其是侵犯商標權、著作權類犯罪,只需簡單地投入就能獲得遠遠高于其實施侵權活動成本的巨額利潤,所以,刑罰的一般預防效果有待提升。

          假冒專利罪名存在適用難題。上海市10年來均未發現一起假冒專利犯罪案件,目前,隨著我國每年專利量的快速增長,保護專利創新者合法權益日益重要,立法也應有符合犯罪規律變化的改變,力求在打擊犯罪、促進創新發展、保障權利人權益三者上實現平衡。

          知識產權權利人作為被害人的損失彌補仍需重視。司法實踐中,知識產權權利人受到的損失難以在刑事訴訟中得到直接合理的賠償,主要原因在于,鑒于知識產權的權利屬性,權利人無法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且在刑事訴訟中調解不是必經法定程序。

          國內品牌出口面臨跨境保護的難題。當前,出口環節中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在民事糾紛、行政執法乃至刑事司法領域時常會遇到,但是否構成民事侵權、刑事犯罪在實踐中仍然存在不同意見。

          尊重知識產權的社會文化環境仍需優化。知識產權犯罪的誘因往往與社會需求相關聯,譬如,銷假案件中消費者知假買假現象十分突出;侵犯著作權案件中共享經濟的標簽掩蓋甚至助長了互聯網違法犯罪行為等。

          知識產權權利人權利維護機制仍有缺失。由于知識產權權利人在保障自身權益方面的理念缺失,導致不法分子牟取非法利益后容易掩蓋犯罪痕跡。以侵犯商業秘密案件為例,司法機關取證困難的原因之一,就是權利人的保密協議存在瑕疵或者保密措施流于形式,報案后,企業甚至無法提供明確的被侵權的商業秘密載體,這直接導致相關證據薄弱的狀況。

          可行性建議

          檢察機關在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為此,提出以下建議:

          推動知識產權立法完善。建議立法對印刷等行業涉案人員適用禁止令,同時可適用信用懲戒機制,并建議通過修訂或增補罪名條款的方式,擴大刑法保護專利權的范圍。

          構建新型知識產權行刑銜接機制。檢察機關應以國務院機構改革為契機,加強溝通,從符合刑事司法規律的角度,創新工作機制,探索新形勢下知識產權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的新路徑。

          加強社會綜合治理。檢察機關要緊密圍繞當前知識產權犯罪風險點和維權難點,與知識產權職能部門、行業自律性組織共同開展治理工作,督促電商平臺落實知識產權保護機制,重點治理網上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持續監測、集中整治銷假區域和窩點,對出現犯罪新風險點的行業加強監管。

          進一步強化對權利人訴訟權益的保障。檢察機關要繼續深入開展知識產權案件認罪認罰從寬處理工作,爭取解決知識產權權利人在刑事案件中損失賠償的難題,積極彌補知識產權權利人的損失。要全面落實知識產權權利人權利義務告知制度,依法進一步擴大權利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參與度。

          拓展多層次知識產權法治宣傳教育。在做好一般普法的同時,依托專業檢察官辦公室、司法服務基地等組織,回應科技創新主體、企業等相對專業群體的需求,提升知識產權普法宣傳力度和引導作用。

          強化知識產權檢察人才建設,提升辦案專業化、精細化。知識產權案件專業性強,專業檢察人才培養和人才庫建設十分必要。同時,要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三合一”辦案機制,加強對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刑事辦案思路、執法司法尺度的差異性研究分析,集中攻克知識產權民行刑交叉案件中的難點,提高重大案件的辦案質量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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