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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直播過程中銷售的電商商品的假冒偽劣、商標侵權

          網絡直播亂象為何難除

          網絡直播亂象頻發,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們對于如何獲得“利”的價值扭曲觀。在行業發展的同時,監管必須跟上

          文 《法人》記者 李立娟

          4月6日,國家網信辦發布消息,要求“快手”“火山小視頻”暫停有關算法推薦功能,并將“王樂樂”“楊青檸”“仙洋”“牌牌琦”“陳山”等違規網絡主播納入跨平臺禁播黑名單,禁止其再次注冊直播賬號。

          4月8日,在CCTV4頻道的《中國新聞》中,這五位主播再次被點名批評。

          無論是未成年懷孕的楊清檸,還是宣傳拜金的陳山,抑或是惡語相向挑起爭端來獲取關注的仙洋,在信息時代的今天,“網紅”已經成為很多人認為可以掙快錢的途徑。

          但是,高速發展的互聯網新興產業發展的同時,如何不觸犯社會的道德底線、社會價值觀,受法律法規的制約,也是必不可少的規范。

          行業發展迅速

          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網絡表演(直播)社會價值報告》顯示,2017年網絡表演(直播)市場整體營收規模達到304.5億元,平臺數量200多家。

          “據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2月,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到4.22億人。其中,游戲直播用戶規模達到2.24億,較2016年底增加7756萬,占網民總體的29.0%;真人秀直播用戶規模達到2.2億,較2016年底增加7522萬,占網民總體的28.5%。”中研普華研究員閆素飛對《法人》記者如是說。

          閆素飛進一步說,2016年上半年,文化部公布第二十五批違法違規互聯網文化活動查處名單,查處名單涉及23家網絡文化經營單位共26個網絡表演平臺。斗魚、YY、熊貓TV、戰旗TV、龍珠直播等多家網絡直播平臺因涉嫌提供含有宣揚淫穢、暴力、教唆犯罪、危害社會公德內容的互聯網文化產品,均被列入該名單。

          相關部門集中清理了各大網絡表演平臺,共關閉嚴重違規表演房間4313間,整改違規表演房間15795間,解約嚴重違規網絡表演者1502人,處理違規網絡表演者16881人。

          “直播平臺問題多發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其商業模式本身就有不可控的風險,加之涉及多個監管部門,相關法律規制也有欠缺。” 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億達律師事務所董毅智律師對《法人》記者說道。

          河北社科院法學所劉勇博士在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表示,直播平臺“屢教不改”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網絡直播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是部門規章,強制力不足,不夠剛性,也不夠全面,真正影響力并不大;二是網絡直播平臺自身沒有嚴格履行其職責,平臺負責人、主播的法律意識都十分淡薄;三是目前對于網絡直播平臺的監管處于一個多頭監管的局面,各部門缺乏一個統一有力的監管機制,導致查處力度不夠。

          違規問題多發

          針對平臺直播違規所產生的社會問題,董毅智說,首先是價值導向問題,如不謹慎,會給社會大眾造成浮躁庸俗泛娛樂化的趨勢,明顯違背我們國家的基本價值觀;其次,直播平臺的很多直播行為,甚至觸犯相關監管和法律規定,比如吸毒、淫穢表演等會造成切實的違法犯罪。另外,直播過程中銷售的電商商品的假冒偽劣、商標侵權、質量問題都成為新的電商行業痛點。

          閆素飛也認為,違法違規的網絡直播專遞了不良信息,對青少年的社會化過程產生負面引導和影響;激發不理性和盲目消費;塑造非正常“網紅”,引導錯誤社會價值觀等。

          劉勇對《法人》記者說,近年來我國網絡直播發展迅速,已成為廣大網民休閑娛樂的重要方式。同時必須看到,網絡直播呈井噴式發展的同時,也衍生出種種亂象。一些互聯網直播平臺主體責任缺失,平臺負責人、主播法律意識十分淡薄,使得網絡詐騙、網絡暴力等現象越發嚴重,涉黃涉毒涉賭、偽慈善泛濫成災,偷拍直播、監控直播事件更是愈演愈烈,對一些網民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產生負面的社會影響。

          董毅智以網絡直播平臺的打賞為例進一步對《法人》解釋道,直播打賞行為在法律上屬于贈與行為還是銷售行為,說法不一。最為廣泛的觀點是,打賞屬于用戶間的贈與行為。打賞者之所以打賞,通常是因為從被打賞者的表演活動或者文章思想上獲得了精神上的滿足感,獲得了現實的利益!逗贤ā返185條規定,“贈與合同是贈與人將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受贈人,受贈人表示接受贈與的合同”。

          另外,對于網絡打賞所得是否應納稅,應屬于哪一種個人所得稅也存在爭議:一方面,《個人所得稅法》規定,扣繳義務人的確定并不以其從納稅義務人的收入中獲利為前提;另一方面,從民間披露數據來看,打賞收入普遍不高,在目前稅收征管條件下稅收機關難以監管該部分收入,若不實行代扣代繳,可能造成稅款流失。

          董毅智建議,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會同各監管部門主動監管,對相關法律問題進行規制。

          發展與監管應并存

          “網絡直播行為,相關法律規制還在逐步健全,需要從立法、執法等各個方面強化,包括現實判例的指導。”董毅智對《法人》記者強調。

          閆素飛同樣認為:“目前我國關于網絡直播的法律文件為《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但在實施和監管方面仍然存有一定的難度和漏洞。”

          劉勇對《法人》記者解釋道,國家網信辦發布的于2016年12月1日起實施的《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是現行唯一一部專門針對網絡直播的法律規范。該《管理規定》明確了直播平臺的主體責任制、資質準入制,并在平臺自律、信息安全保障、信息保存等方面做出了較為明確的規定。

          此外,開展直播服務還必須符合《網絡安全法》《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互聯網文化管理暫行規定》《網絡表演經營活動管理辦法》《互聯網著作權行政保護辦法》《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等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

          而現行的網絡直播法律法規基本上都是部門規章,法律位階、層次和效力較低,威懾力不足,且各部門出臺的部門規章的管理標準不同甚至相互沖突,既存在監管部門權力的重合,又存在監管的空白區域。

          作為全民共享平臺,網絡直播雖然多由個人主持,但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公共屬性,因此無論其內容還是范圍都不能破壞公共秩序、損害他人權益。

          網絡直播有利有弊,對于如何推行綠色直播,董毅智對《法人》記者說:“綠色直播需要平臺與監管部門,包括主播及廣大用戶共同發力,逐步完善,尤其是監管壓力較大,需要與時俱進。”

          閆素飛同樣認為,規范網絡直播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漸進。目前網絡直播出現很多問題,根源是人們的社會價值觀扭曲,唯利是圖。如果每個人對于自己的個人價值和社會地位有清晰的認識,那么就會減少很多負面的東西。

          而要想改變這種現象,首先是法律要完善;其次是建立社會誠信和道德體系,對于嚴重缺失道德底線的人,要依法給予制裁;最后是對經營者普及社會責任教育,使每一家企業都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

          閆素飛對《法人》記者強調:“在制裁方面,除了黑名單,還要給予實際處罰,如罰款、進行社會教育、嚴重者可以設定刑罰。”

          “首先應該整合現有的與網絡直播相關的部門規章,制定一部立法層次高、內容全面系統、盡可能兼顧各方利益訴求的網絡直播行政法規,如《互聯網直播管理條例》。其次,要加強經營主體的管理,對于嚴重挑戰監管規定,并引發極其惡劣社會影響的平臺,除了吊銷企業執照,還要將其主要負責人列入產業黑名單。最后,要明確各部門的監管職權分工,強化部門聯合協作機制,加大對互聯網直播違法現象的打擊力度,增強對違法行為的震懾力。”劉勇對《法人》記者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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